时隔15年，山西太原再次全面“禁炮”。
2月18日，农历羊年除夕夜。当跨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太原市的夜空没有再现礼花满天与鞭炮齐鸣的盛况——这是一个平静而略显冷清的春节。
过去一年，山西是在喧嚣中度过的。因“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山西成为全国的反腐“样本”。而受煤炭、焦化、冶金等传统支柱产业低迷的拖累，山西经济“断崖式”下跌，GDP增速跌至内地31个省份之末，为4.9%。
“黑马”——“黑色马年”——罕见而又漫长的农历“闰九月”马年，也被普遍认为是山西的“黑色一年”。
山西省太原市360°全景图片。
官场“塌方”、经济垫底、“资源诅咒”成真
落马官员多数“涉煤”
学者把“倒在煤上”的官员分为四类：手握煤炭行政审批权的地方官员、利用煤焦反腐获利的纪检系统官员、省属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煤炭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官员。
2014年，官场“强震”席卷三晋大地，至今“余震”不断。山西先后有7名省部级领导落马，多位市、县“一把手”被查处，纪检、国土、煤炭、交通、政法等多个系统成为“重灾区”。
马年春节刚过，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与山西省委原副书记、山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金道铭率先被中纪委调查。山西反腐大幕由此拉开。
金道铭的落马被山西官场人士称为“多米诺骨牌”。金被调查后，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省委原秘书长聂春玉、省委统战部原部长白云4位省委常委，以及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原副省长任润厚共计6位省级领导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在半年内相继被带走。
如果加上此前曾在山西工作过的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山西省军区原司令员方文平、河北省委组织部原部长梁滨，山西省同年被调查的在任与离任省级领导多达10人。
除上述省部级领导，在过去一年里，山西市、县两级被调查的官员总数创历史之最。2月10日，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网站发布了2014年山西反腐“成绩单”：全年共处分市厅级干部45人、县处级干部545人。
此外，邢利斌、张新明、袁玉珠等为数众多的富豪先后被带走，还有部分煤炭领域富豪避居港澳地区或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至今未归。
无论是蛰伏京城、神秘的“西山会”，还是地域特征鲜明的“山西帮”、“吕梁帮”、“五台帮”、“平陆帮”， 在外界看来，这些被媒体冠名的“小帮派”、“小山头”，都离不开煤炭利益纽带的维系。》》》详情：揭秘令计划与“西山会”
山西能源领域专家赵宏（化名）认为，除了交通系统窝案，以及部分领导的卖官鬻爵、牵扯房地产之外，大部分贪腐官员陷入了“黑金泥潭”。
在煤炭“黄金十年”，过密的政商关系导致涉煤腐败复杂多样，赵宏把“倒在煤上”的官员分为四个群体：
一是掌握煤炭资源行政审批权的地方官员。比如吕梁市，先后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市长丁雪峰，副市长张中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良森，人大副主任郑明珠，政协副主席刘广龙，以及离石区委书记闫刚平，柳林县委书记王宁、孝义市市长王建国等人被调查。离石、柳林、孝义均是产煤大县，而张中生、李良森、郑明珠、刘广龙都曾在重点产煤县担任过主要领导。高平亦然，三任市长谢克敏、秦建孝、杨晓波“前腐后继”，去年9月被调查的晋城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王树新也曾在高平担任过市委书记、市长。
二是利用煤焦领域反腐败“大棒”获利的纪检系统官员。2008年7月，山西省集中开展了为期两年的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金道铭正是当时的“执棒者”。其间，金道铭伙同被媒体称为“白手套”的“胡姓姐妹”大肆敛财。金落马后，山西省纪委原常务副书记杨森林、晋中市委原副书记张秀萍相继被调查。杨原为煤焦领域反腐败领导组副组长，张曾是领导组办公室副主任兼案件管理组组长。
三是体量庞大的省属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去年8月，资产近2000亿的晋能集团总经理曹耀丰与董事长刘建中，据传先后被带走调查。更早以前，山西焦煤集团与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的负责人白培中、杜建华亦被调查。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的山西省原副省长任润厚、山西省煤炭厅原厅长吴永平也曾在潞安集团、同煤集团担任负责人。国企负责人的腐败主要集中在煤矿并购、项目建设、煤炭销售等环节。
四是煤炭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官员。去年11月、12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李建功、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原厅长吴永平相继被调查。山西煤监局原局长杜建荣被传早前也被带走调查。此外，山西公安系统、税务系统有多人疑因经办涉煤案件从中获利而被“揪出”。
经济垫底，“转型困境”待解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煤炭行情好的时候都不愿转，有钱都想赚；行情不好了又无力转。每次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全省GDP完成1.27万亿元，同比增长4.9%……”2015年1月28日上午，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在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公布了2014年的“成绩单”。
虽然去年全国各地的GDP实际增速普遍低于预期，但增速低于5%的却仅有山西一省。与5年前一样，山西经济再度跌落谷底。
2009年，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山西逆势启动了“煤炭资源整合与企业兼并重组”。彼时，山西煤矿大量停产，经济一落千丈。当年，全国有26个省份的GDP增速在10%以上，山西只有5.5%。
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山西省1.27万亿的GDP总量已下滑至全国第24位，这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差成绩。山西省内，此前经济增速一度领先的吕梁市，在去年已从全省第一位跌至倒数第一——负增长2%、财政减收20个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查阅资料发现，近年来，山西省的GDP总量始终保持在全国第21位，包括GDP首次进入“万亿俱乐部”的2011年。历史最好成绩是改革开放初期，一度保持了数年的全国第15位。即便在本世纪的2003年到2008年，山西仍排全国第16、17位。2009年之后，山西的排名开始疾速下滑，2013年已跌至第23位。
省长李小鹏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煤炭、冶金、电力、焦炭、化工为主的能源原材料工业总体疲软，特别是该省最大的支柱产业煤炭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效益锐减。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山西经济下行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与“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转型步伐慢分不开。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山西就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口号。本世纪以来，山西4任省委书记都将转型作为履职目标。
1999年，刚调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田成平，在省委全会上确立了“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亚洲金融风暴期间，田成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能一条道走到黑”，要深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
田成平之后，张宝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在其5年的任期中，山西矿难频发，张宝顺要求落实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三个发展”战略。成为首个明确提出“转型”概念的省委书记。
2010年，新到任的省委书记袁纯清经过密集调研，将“转型跨越、再造一个新山西”作为施政目标。4年里，袁纯清戮力推行“以煤为基，多元发展”，循环经济与装备制造业得到快速发展，一批转型标杆项目先后上马。如今，由于煤炭行业盈利能力下降，许多转型项目已陷入停顿。
2014年9月临危受命的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同样视转型为重要使命。在“山西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 王儒林提出要着力推进廉洁发展、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安全发展、统筹发展。由于山西的“塌方式腐败”，王儒林将“廉洁发展”放到了“六大发展”的首位。
遗憾的是，山西历任省委书记、省长虽高度重视煤炭转型，力推非煤产业的快速发展，但“一煤独大”的局面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改变。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煤炭行情好的时候都不愿转，有钱都想赚；行情不好了又无力转。每次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某煤企负责人何刚（化名）表示。
在潘云看来，山西迫切需要转型，当前国家提出了经济“新常态”，这正是山西转型的绝佳机会，应该是山西转型的机会期。
“煤改”遗祸
“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是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哪家保留，哪家关闭，谁整合谁，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腐败也就难以避免。”
“如果没有当年的资源整合，就不会有邢利斌、张新明等‘首富’的崛起，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华润并购与宋林的落马，甚至于不会引发山西、吕梁的官场‘地震’。”直到现在，何刚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始于2009年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与煤炭企业兼并重组”在被各方看好的同时，至今仍充满争议。
广受好评的是，“煤改”率先让山西告别“小煤窑”，而进入“大矿时代”。山西矿井数量由2600座压减到1053座，办矿主体由2200多家减少到130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下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然而，在煤炭生产力水平显著提升的背后，却潜伏了巨大危机。
何刚告诉记者：“山西的煤炭资源整合，是依托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省里给各市、县下达指标，各级政府再层层上报整合方案，省里进行批复。哪家保留，哪家关闭，谁整合谁，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腐败也就难以避免。”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山西已落马的官员中，为数众多的人在煤炭资源整合中获利丰厚，其中时任各市、县党政“一把手”的居多。
1月26日，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深化煤炭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今后三年，山西将在资源配置、项目审批、权力约束等关键环节深化改革。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梁敬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此前旧的煤炭管理体制是权力设租寻租甚至官商勾结、滋生腐败的重要源头，煤炭管理改革后，将有助于从经济层面上消除腐败土壤。
除了资源整合过程中隐秘的政商利益链条被逐步揭开，大量“假整合”、合同违约、投资商破产、恶性上访等情形也开始频现。
股份制是彼时“煤改”的主要形式，通过企业并购、协议转让、联合重组、控股参股等多种方式，由大型煤炭生产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当年，山西大力扶持的整合主体是“5+2”，即同煤集团等5家省属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与山西煤销集团、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2家煤炭贸易流通企业。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指引下，众多早期的煤矿投资人选择了与大集团合作，由大集团控股51%，民企参股不超过49%。
形势在2013年发生逆转。由于煤炭市场进入寒冬，被外界质疑为“国进民退”的“煤改”，问题日渐显现。
“整合步伐太快，大型国企的资金与人力都跟不上，有些吃不消。”何刚表示，“很多煤矿的矿井建设只能由持股49%的民企去投。民企没钱，要么把资源切块卖给其他投资人，要么去背高利贷。”
此前，有媒体报道，同煤集团控股的同煤安顺公司，由于投资全部源于持股49%的原安顺煤矿矿主，该矿主为了解决资金短缺，引进了福建投资者，将部分煤田交由福建人开采。后因储量缩水及煤价下行，大批福建投资人及其放贷者开始上访，同煤为此支付了3.8亿元的补偿款。
作为山西兼并矿井最多、获取资源量最大的企业，晋能集团（原山西煤销集团）去年1—9月共实现收入1465.45亿元，利润5.61亿元，利润率仅为0.38%。随着去年12月1日煤炭焦炭公路检查站、稽查点的撤销，晋能集团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
“上千亿的贷款，加上收购的资产质量差、缺乏专业人才，整合矿井已成了沉重的包袱。现在许多下属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晋能集团某中层干部抱怨道。
去年初至今，晋能、同煤等国有主体控股的“和顺运通煤业”等10座煤矿，先后数次投书有关部门。由于10座煤矿3年前已获批“井工开采变露天开采”，却至今难以换取采矿证，导致持股49%的闽、浙等地近百位投资者损失惨重。
由于上述10座煤矿的投资同样来自社会融资与高利贷，已引发多起放贷人跨省暴力讨债的事件，个别投资人被迫跑路。一位投资者向记者无奈表示，“正常诉求如果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起诉山西省有关部门进行索赔。”
曾代理多起矿权纠纷的任姓律师直言，近年来，山西各级法院受理的关于煤炭资源整合方面的案件激增。由于煤炭市场低迷，今后这样的案件将会更多。
“现在资源已对资本失去吸附作用，加上投资环境并不理想，计划离开山西的闽、浙投资商开始增多。”福建山西商会一副会长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