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亚洲周刊》2010年第4期
《参考消息》2010年4月10日摘要
受大陆研制核弹继而成功试爆之刺激，蒋介石曾于1963年至1988年间，秘密进行核武研制计划。创立“中山科学研究院”初期，蒋介石重金礼聘以色列“核弹之父”博格曼教授，在台湾桃园复制以色列狄蒙纳（Dimona）核基地计划。阴错阳差，台湾核武计划因美国外力干预，三次受挫，未臻成功。蒋氏父子虽赍志而殁，但以政治智慧，保有研制核弹之技术而不制造核武，两岸也幸免于一场核子浩劫。更重要的，蒋氏父子将“中山科学研究院”部份军用技术，转移民用，无心插柳之举，促进了台湾产业升级，造就了今日台湾傲视全球的高科技产业。
1962年3月21日，大陆首次试射东风二型导弹。自台湾北部基地起飞的U2侦察机，高空侦照照片惊见大陆西北部几处神秘据点分布可疑核子设施，国府当局分析北京第一枚核子装置距离成功之日不远。稍后，U2侦察机又在甘肃双城子、新疆罗布泊一带，侦照发现导弹及核武基地。相关情资从美国中情局得知后，均由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直接面报蒋介石。斯时，蒋介石醉心筹谋“反攻大陆”，致力与大陆军力平衡，决心秘密发展核武。
秘遣唐君铂邀博格曼访台
为启动核计划，蒋先生悄悄做出几项安排。派遣唐君铂将军出席1963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原子能总署”年会。唐君铂的任务表面上是出席原能总署年会，真正目的，是要和参与该会的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恩斯特．戴维．博格曼（Ernst David Bergmann 1903-1975），在“国际原子能总署”年会”不期而遇”。博格曼与戴维．本古瑞安（David Ben-Gurion 1886~1973第一任以色列总理）、西蒙．培瑞斯（Shimon Peres 1923~现任以色列总统）三个人，早年被称为以色列原子弹计划的铁三角。博格曼更是国际核能界熟知的以色列核弹与原能计划之父，以色列化学界先驱。
因为最大靠山本古瑞安去职，1964年，博格曼本欲辞卸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职位。然而，本古瑞安的继任者，新任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Levi Eshkol)挽留博格曼，邀他继续留任两年。1966年4月，博格曼辞去了“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及以色列国防部的两个重要职务。惟博格曼依旧在以色列军事科技界与政坛，拥有一言九鼎的地位。（按：美国于1958年派遣U-2侦察机侦悉以色列正秘研核弹，但以色列官方始终否认。1960年代初期，中情局据信以色列核武已研制成功。博格曼去职之日，以色列已位居核子俱乐部成员）
唐君铂事后追忆，他在原能总署年会的开幕酒会上，和博格曼碰面结识，正式邀请他秘访台湾，会晤蒋介石。博格曼欣然告诉唐君铂，蒋介石是他熟知而景仰的二战英雄，他将尽速前往宝岛造访蒋先生。
“国际原子能总署”年会后不久，博格曼秘密抵台，蒋介石待之以上宾之礼。为了避开耳目众多的台北（尤为回避美国特务及美军顾问团人员），在日月潭涵碧楼宾馆与博格曼促膝密谈。据唐君铂事后回忆，蒋、柏两人会谈历时三天。为保密，蒋介石刻意选定唐君铂全程翻译，不假手其它翻译人员。博格曼知悉蒋介石决心研发核武，建议复制以色列发展核弹及原子能计划的模式，成立专责机构，分设核能、火箭、电子三个研究单位。万一核武计划受阻，第二步再成立研发化学战剂或生物战剂的研究单位。日月潭晤谈三日，蒋介石当即决定成立专责研究机构，积极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新武器系统。
蒋介石密会博格曼之后，唐君铂奉派前往阳明山“实践学社”（即“白团”）高级兵学研究班第三期受训。此意味唐君铂即将被赋与更重要使命。1964年春节后，蒋介石发布人事命令：调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调原陆军总部供应司令唐君铂，为国防部常务次长。蒋介石这两项人事安排，即为研发核武而作之先期准备。蒋氏尊崇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将专责研究核武的研究机构命名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历四年之筹备，选定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正式命名“中山科学研究院”。
唐君铂是核武研制执行部门主其事者，蒋经国堪称蒋介石派来督促研制核武的监军，真正拥有技术知识(know-how)的是博格曼教授，他是核心关键人物。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唐君铂请示蒋介石，礼聘博格曼为中科院顾问，柏氏亦是第一人获此礼聘的外籍科学家。
未几，蒋介石任命唐君铂为“中山科学研究长筹备处主任”。中科院筹备处最初仅有的少数建筑物，是桃园石门水库兴建后留下的若干西式平房，包括餐厅、宿舍等，这几处建筑物座落的小区域，后来被称为“石园”。中科院筹备处稍后又在距离“石园”约1.5公里的龙潭乡淮子埔地方，征收80公顷土地，作为中科院预定地，于荒烟蔓草中大兴土木。蒋经国将“淮子埔”更名为“新新埔”，寓意《礼记》所谓“君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唐君铂将早期服务空军“航空工业计划室”、“航空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尽量集中到中科院筹备处，成为中科院重要骨干成员。国共内战期间，原“航空工业计划室”、“航空研究院”成员，或因撤退不及，或因起义投共，泰半滞留大陆。这批军中科研人员，及南京“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中心人员，即成为大陆日后“两弹一星”基本力量。跟随国府撤退台湾的军方科研人员，即成为中科院重要奠基者。钱学森在追忆大陆“两弹一星”成就时，曾特别提及感谢西南联大的梅贻琦，及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因许多科研人才是这两位前辈戮力培育出来的。梅贻琦到台湾之后，曾任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并于1961年间，为台湾建立第一座原子炉。
唐君铂任命顾光复及海军中将夏新，为中科院筹备处副主任，成为其左右股肱。顾光复出任筹备处副主任前，曾经做过空军“航空研究院”研究专员、空军技术局副局长、航空研究院院长，并进行火箭研制工作。夏新除了担任过海军要职之外，亦曾任“军事工程局”局长，国防部“研究发展室”主任等职。筹备处副主任以下的骨干诸如：第一研究所(核能研究所)所长钱积彭、副所长李育浩，第二研究所（火箭研究所）所长程嘉垕，第三研究所（电子研究所）从所长刘曙晞、周敢、韩光渭等人以降，则系国府撤台后，自美国深造返国或新竹交通大学毕业之电子科技精英。稍后成立的第四所(化学研究所)，包括首任所长张量、继任之吴谋泰等人，均系国府撤台后培育之干部，其辖下成员，主要来自美、德、以色列等深造归国之化学、化工专家。这其中还包括唐君铂的次子唐嘉滨博士，他毕业自以色列魏兹曼研究院，回国后即在中科院第四所从事高分子研究工作（按：唐君铂育有三子，长子唐潇泮、次子唐嘉滨、三子唐宇平）。其余协助唐君铂统筹企划的计划处处长刘元发，及其继任者宋玉，都是来自陆军或空军的留美科技人才。
在蒋氏父子鼎力支持，唐君铂锐意擘划之下，中科院菁英荟萃，济济一堂，其组织架构与科研团队，堪与当代世界一流科技研发单位匹敌，毫不逊色。
唐君铂恐怕不曾细究，中科院筹备处副主任顾光复，和大陆执行“两弹一星”的灵魂人物钱学森，曾经两度同窗。钱、顾两人系1929年交通大学机械系同学。交大毕业后，钱、顾两人同时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考试，同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钱学森后来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而顾光复则拿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硕士论文是《发动机提前点火角（Advanced Ignition Angle）研究》。职是观之，国共双方在两岸埋头发展核武尖端武器的第一代科研人员，其实根本是“师出同门”。
1964年春，为配合核武计划，当局提出一项科技军官十年进修计划，每年选送50名优秀科技军官，送往美、欧、日等著名学府研读。所谓科技军官的报名资格是：一、具有理工硕士学位者；二、曾任飞弹部队科技职务者；三、军中研究单位现役研究人员。唐君铂在敲定了中科院主管干部人选后，立即考选50名军官，于1964、1965年间，送往国外大学进修。第一批科技军官，于1967年陆续学成回台，成为中科院于196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后，第一批生力军。
唐君铂更实行人盯人式的人才培训法。例如，某位犹太裔光学教授享有世界知名度，唐君铂命两名中科院学员追随这位教授学习，采取紧盯不舍的方式，尽得其真传，再返回中科院服务。唐君铂开创的这套人才培育进修计划，默默实施至今，已有40余年历史，对台湾科技产业的影响尤为深远，两岸开放后甚而惠及大陆。
唐君铂在筹备中科院过程中，还有一桩顶重要的任务，就是营造与博格曼的紧密良好关系。毕竟，以色列是当时惟一肯将原子弹关键技术，及各种尖端武器科技，出售转移给台湾的国家。国府在筹备中科院期间，曾经多次邀请博格曼到台湾指导，把以色列研制原子弹的制程模式和人员组织，比较完整的复制到台湾的中科院。
某位负责全程陪同博格曼的人士，事后追忆博格曼历次访台往事时说：上自蒋介石、蒋经国，下至唐君铂，待博格曼可谓奉若上宾，照料得无微不至。除了由唐君铂本人亲自交给博格曼数目迄今成谜的顾问费之外，博格曼夫妇历次访台，国府当局援例全程高规格接待，提供高额旅费程仪，下榻台北最高档的圆山饭店总统套房，每天还额外付给美金500元日费。1960年代初期，美金台币汇率一比四十，台湾基层军公教人员，月薪仅相当20元美金，而国府给博格曼的每日零用金，即高达500美金。
博格曼夫妇热爱中国文化，最爱参观故宫；博格曼夫人雅好中国古文物，酷爱台湾特产珊瑚手工艺制品。据陪同人员回忆，博格曼夫人每次来台，都要求陪同人员，陪她前往位于台北市徐州路“手工艺品推广中心”，选购珊瑚雕刻艺品。博格曼夫人颇识门道，尽是选购最精致最昂贵的艺品。
陪同人员说：我们开着中科院军用轿车，车上随时备妥大笔现金，跟随博格曼夫妇左右。博格曼夫人总是挑选单价成千上万元的珊瑚艺品，而且一买就是好几样工艺精品，结帐时，我们当场付现取货，总是引来店家惊叹，真是豪客上门，阔气十足。
某日，唐君铂在中科院召见这位陪同人员，唐将军询问接待博格曼夫妇过程有没有遭遇困难？这位干部向唐君铂报告，接待工作很顺利，但有一个疑问要请示主任，这几天陪同博格曼夫妇选购手工艺品，买了不下数万元新台币，国家经费困难，他们这笔巨额支出，是不是要从博格曼每日五百美金的零用金中扣除呢？这位干部“扣除”两字刚脱口而出，唐君铂脸色一沉：“你竟然连这点道理都不懂？还扣除什么？他们买越多越好！尽量给他们去买！”干部如梦方醒，连声说：是，是，我明白了，明白了。
1964年10月16号，大陆试爆成功第一枚原子弹，此事造成蒋介石极大的心理震撼。中科院筹备工作就绪，代号“新竹计划”的原子弹发展方案，在以色列科技顾问博格曼的协助下，快马加鞭着手推动。大陆核爆成功以后，蒋介石镇日忧心台湾遭核弹攻击，蒋先生前往桃园龙潭中科院“石门筹备处”视察的次数，明显增加。据中科院人员保守估计，光是中科院大门口登记簿上记载的蒋介石视察记录，一年即达七次之多。尤其慈湖宾馆落成之后，他微服出巡临时到中科院访视更是不计其数。
蒋介石将“后慈湖”规划为“反攻大陆”战时中枢指挥所，为因应战时疏散需要，和整体调度方便，国府当局将中科院设置于龙潭淮子埔；中正理工学院设置于中科院近邻；陆军总部也从台北市疏迁到距离中科院仅一公里处的龙潭三林村。换言之，以上这几个地方，都在蒋介石眼皮子底下，想去哪里，就上哪里视察。
中科院资深人员表示，1967、1968年间，蒋老先生时常到慈湖渡假，从慈湖宾馆到“石门筹备处”不过20分钟车程。他每到慈湖渡假，必莅临中科院视察，搞得中科院人员个个神经紧绷，惟恐老先生未事先通知即临时抵达，让人措手不及。
这位官员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偕同夫人宋美龄翩然而至，视察中科院模拟计算器实验室，有关人员向蒋老先生作简报，并当场在计算器上作模拟试验。蒋介石着深色中山装，对科研人员和蔼可亲，频频点头说好。宋美龄着高领白底黑碎花旗袍，陪在一旁，不发一语。
当年中科院人员私下流传着这么一则笑话。中科院正门旁边有一座火箭造型的球形储水塔，远远看去，有点像是一枚火箭。笑话是这么调侃老蒋的：某日，蒋介石莅临中科院巡视，到了大门之后，猛一抬头看见这座火箭造型水塔，老人家刻意停下脚步，举起拐杖指了指水塔，用宁波官话问道：“这个是勿是我们造的原子炸弹？”
这当然纯系笑话一则，就算原子弹造成功了，也不会挂在水塔上，供人参观吧！
第一次挫败：“新竹计划”的启动与流产
1968年，“新竹计划”正式起动。1969年7月1日，“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式成立。蒋介石采纳了博格曼的建议，先行设置第一研究所(核能研究所)，第二研究所（火箭研究所），第三研究所（电子研究所），之后，还增设了一个第四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核心工作是以落实“新竹计划”，研制原子弹，为首要目标。并同时发展战略弹道飞弹、战术飞弹，及其它重要国防科技项目。在博格曼的指导下，“新竹计划”基本复制了以色列狄蒙纳（Dimona）核基地的原子能计划，重点工作项目，主要建立重水核反应器一座，还包含重水厂及钸分离厂等整套设施。
恰在“新竹计划”启动前一年，蒋介石邀请吴大猷担任“国家安全会议”管辖的“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委，继而又接任“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委。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蒋介石曾透过国府军政部，礼聘吴大猷负责核弹研究计划。如今事隔20余年，蒋先生重起炉灶，期待吴大猷能再度担纲原子弹计划，因而，蒋先生把“新竹计划”内部文件，交吴大猷审阅，寄望吴大猷供献智慧，发表意见。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吴大猷写了一份万言书，向蒋先生表达强烈反对台湾发展核武的看法。此外，曾参与美国曼哈顿核弹计划的旅美物理学家吴健雄，也在蒋介石征询其意见时，与吴大猷不约而同表达了反对立场。
吴大猷反对研制原子弹，主要基于几方面的理由：台湾腹地狭小，在战略上不利于从事核子战争，造之何用？况且台湾经济尚在发展阶段，核计划必须浪掷巨大经费，势将造成台湾沉重财政负荷。
吴大猷不但大泼蒋介石冷水，也不断在台湾一些内部会议中，以不留情面的直率言词，力陈制造原子弹将引来无穷后患。因而形成与国府军方科研官员的尖锐对立。在一次蒋介石主持的高层会议中，唐君铂与吴大猷等人均在座，会议针对原子弹计划进行讨论，唐君铂、吴大猷之间，发生言词交锋，讲到激动处，吴大猷疾言厉色质问唐君铂：你哪里懂原子物理学？唐君铂闻言气得脸色铁青。唐氏毕竟是军人，在座还有蒋先生，唐氏不愿与吴大猷正面冲突，极力吞忍愤懑。然而，一位资深中科院人员至今仍余愤难平：要比较量子物理学，唐君铂当然不如吴大猷造诣高深，但要是谈到发展核能，唐君铂在工程方面的知识和实务，岂是吴大猷所能比拟。这位官员说，主持美国“曼哈顿计划”的葛乐佛将军（Leslie Groves），亦不过是一位后勤工程军官出身，其原子物理学知识又何尝比留学英国七年，拥有两个英国学位的唐君铂懂得更多呢？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吴大猷疾言反对，“新竹计划”形同流产的同时，1968年5月间，美国传媒绘声绘影地报道了台湾研制核武的新闻，此事立即引起国府外交单位震撼，急电台北，向层峰反映，这份由国府驻美国大使周书楷，在1968年5月6日发回台北的密电声称：“台北外交部：波士顿地球报今日已刊出该文略称：我总统于1965年6月，下令从事发展核子武器，在蒋部长及唐君铂将军指导下，约50名科学家在龙潭中山科学研究院分三组进行，彼等每周一晨乘车前往，星期五返台北。此项计划不露声色，着手已二年余，为最高机密。据我方消息来源表示，我盼于1974年试验首枚此项武器云。并称唐将军曾于大前年来美国、加拿大及欧洲洽购核子反应器事。现我正与西德方面谈判购置两亿至五亿瓦反应器一座，据我方消息来源谓，政府预备花费五亿至十亿美金等语。外界来询时，应如何置答，祈核示。职周书楷。”
一般相信，类似美国传媒的“权威报道”，应该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刻意泄露的，意在制造舆论压力，为美国政府向台湾施加外交压力创造客观条件。1968年5月间的这波舆论攻势，似乎并未为中科院的核武秘密计划带来任何灾难性后果。但是，迫于来自美国的“关切压力”，及吴大猷等人极力反对，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易辙，暂将“新竹计划”束诸高阁。然而，博格曼也勉力劝说，让蒋介石重燃研制核武的强烈企图心，准备另起炉灶。
博格曼以当年说服戴维．本古瑞安（David Ben-Gurion）同样的说词，力陈研发核武及发展核能和平用途的好处。博格曼认为，发展核能将对日后台湾的经济繁荣，将起到关键性积极作用。研发核武在军事上更重要的目的，不在于使用核武，而在于“核威摄”。拥有核武形成之“核威摄”将使得我方与敌方谈判时，有实力作为后盾，取得谈判优势。况且台湾所需之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几乎百分之百仰赖进口，一旦爆发战事遭遇封锁，这些能源物资均将断炊。核能燃料易于装运与储存，相较传统能源，实为较佳之能源选择。
博格曼告诉蒋介石：美国当初研制原子弹，总计投入了60万名科技人员，资金花费25亿美金，确实耗费不赀。之所以如此，主因当时处于核武研发摸索阶段，用了五种以上不同的研制方法，同时进行，自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而今核武技术累积20多年经验，知识和技术进步，与2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自然可以运用更精简有效的方法，从事核武研究。
博格曼同时指出，以色列土地面积不过两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台湾三分之一，外汇储备实力犹不及台湾，尚能研制成功原子弹，可证前述因素均不足惧。
为增强蒋介石信心，博格曼邀请唐君铂，亲赴以色列实地参观核武装备及相关设施。唐君铂即率同中科院计划处处长刘元发，秘访以国。返台之后，唐君铂向蒋介石详实报告访以见闻。
一番深思，蒋介石采取折衷办法，既尊重吴大猷建议，且逃过美国水银泻地之侦骑，又能继续执行原子弹研制计划。固然“新竹计划”搁置，重挫了中科院科研人员的士气。但是，事情很快有了转机。
披着和平外衣的“桃园计划”
蒋介石终于采纳了博格曼的建议，一个代号“桃园计划”的秘密方案，在“新竹计划”搁浅的二年后（1970年）重新出台。经过前次教训，蒋介石显得极其审慎，他既采纳吴大猷的提议，把中科院“第一所”（核能研究所），划归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管辖，使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在名义上脱离了国防部，藉以冲淡中科院“第一所”研制核武的色彩，为中科院“第一所”披上了一件“和平用途”的外衣。而中科院正式成立后，固然实际操控院务的是唐君铂，蒋介石又任命台湾大学校长阎振兴挂名中科院院长，刻意予人错觉，误以为中科院是一个“学术单位”。
所谓“桃园计划”，主要是指一项披上“研究用途”外衣的核武计划。实际上，蒋介石是要借着这项计划，建造一座四万千瓦的重水核反应堆，作为研制原子弹之用。蒋介石并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把原本包裹在“新竹计划”中的铀矿探勘、磷酸提炼铀、铀燃料棒制造、燃料再处理等项目，全部化整为零，成立各自独立的计划项目，分别执行。换言之，“桃园计划”是一套掩人耳目，化整为零的核武研制计划。
核武研制工作项目中，除了铀燃料棒制造系与法国合作外，蒋介石在1970年推动“桃园计划”时，他接受了博格曼教授的建议，同时寻求与美国合作，兴建核能发电厂。台湾“核能一厂”于1971年底开始施工，采用的是美国奇异公司轻水式反应器，这与“桃园计划”重水式反应器的方式不同。“核能一厂”的功率是64万千瓦，其功率是“桃园计划”的16倍。美国和台湾谈妥的条件是，“核能一厂”使用过的“乏燃料棒”，依规定要运送至国外处理，台湾不得保存。唐君铂建议当局的对策是，中科院“桃园计划”对重水式反应器的采购，绝对不以采购反应器为满足，一定包含反应器的设计、建造、安装和运转等技术能力在内，以备日后能自力建造核能发电厂，排除外国人的干预。
“桃园计划”的执行，也确实依照唐君铂的主意推动着。中科院核研所派至国外的采购团队，包含了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人数达38人。采购团队以一对一的方式研习，参与外国厂家人员进行的反应器规格拟定、材料与部件的选择、系统设计等工作。一年后，这30余位科技人员返回台湾，再依原设计建造、组装，最后依规格操作运转。
所以，“桃园计划”重水反应器临界运转之日，不仅是中科院核武研制的起点，也是国府自力兴建核能发电厂奠基之时。蒋介石清楚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他调派中科院筹备处副主任顾光复到经济部担任技术总监，再调顾光复出任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这说明了蒋介石充份理解军事应与经济紧密结合，齐步发展，从而作出了上述之缜密布局。从此事例，亦可旁证蒋介石这番筹谋，适为日后台湾经济升级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府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原先的“新竹计划”山穷水尽，而“桃园计划”竟柳暗花明。此证蒋介石研制核武之心未变，他只是从吴大猷等人的言谈中得到某种启发：万一受到美国压力，“桃园计划”必须被迫中止时，在不能研制核武的情势下，也该有替代方案，用以确保台湾的防务安全。
然而，从早先的“新竹计划”迂回前进到“桃园计划”，都有博格曼幕后加持的身影。
博格曼早年主导开创的以色列核武计划，是源自法国的秘密协助。在1950年代以色列开展核武计划时，法国悄悄为以色列建造了一座核子反应炉及核原料处理厂。以色列透过法国，向加拿大法语区曹克河（Chalk River，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地方的核子工厂，采购了一套两万千瓦的重水式反应器。“桃园计划”实施后，国府也透过博格曼的人脉关系，向加拿大曹克河核子研究基地买了一座四万千瓦的原子反应炉。耗资美金400万元（新台币1.6亿元）。
为了防范核武装置万一被迫拆除，是否有其它的替代方案，博格曼这位以色列化学专家建议蒋介石，应该在中科院设立研究化学战剂的单位。之后，他又建议成立生物研究所，研究生物战剂。但是，唐君铂不赞成在中科院成立生物研究所，稍后，此一单位被安置在国防医学院的第一试验所，但经费纳入中科院项下。
博格曼除了在军武科技方面，予台湾帮助良多，也曾在外交战线上暗助国府。1971年10月，国府在联合国的会员席次告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为力阻北京进入联合国，特命唐君铂兼程秘访以色列，当面情商博格曼运用他在以色列政界的影响力，说服以色列能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华民国。
博格曼与蒋介石几乎同日与世长辞
蒋介石最后岁月，不仅研制核武的“桃园计划”重水厂正在积极运转，在博格曼协助下，国防尖端武器制造更是日趋成熟，重要据点遍及全台各地。重要据点诸如：台北三峡某地有一座飞弹制造厂，桃园的东山及青山各有一座化学研究基地。桃园龙潭新新埔则为核研所基地。台湾南部有一处占地21平方公里的“九鹏基地”，专供飞弹及武器试验。此外，在台中市水湳的“航空发展中心”，则为战机研制基地，它源于抗战末期国府的“航空研究所”。
巧合的是，苦心孤诣发展原子弹的蒋介石，在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而鼎力协助国府催生核武及尖端武器的博格曼，也在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天，1975年4月6日病逝于以色列。是时，台湾正值蒋介石去世的国殇期间，蒋经国命唐君铂以国府代表的身份，亲赴以色列吊唁，并致赠奠仪5万美元。稍后，唐君铂下令中科院总务人员，制作一幅放大加框的博格曼遗照，特命经常负责接待博格曼教授的军官，把这帧遗照悬挂在中科院图书馆二楼期刊室。这是中科院除了孙中山、蒋介石及元首、副元首玉照外，唯一一幅公开高悬的照片。军官在博格曼遗像前，立正行了一个军礼后离去。这位军官除了负责接待博格曼，也曾多次应邀访问以色列。军官告诉笔者，据他长时间接触博格曼的观感，博格曼教授对中华民国的协助，似乎已超越了“中科院科技顾问”的范围，柏氏竭智尽虑，鞠躬尽瘁，绝对不像单单是为了领顾问费而效命驰驱。
唐君铂办公室位在二楼，只要唐君铂抬头朝窗外望去，即可远远望见图书馆二楼期刊室，高悬的以色列老朋友的遗照，这位推心置腹的异国友人，不仅是国府核武计划初期擘画者，核武关键技术的输入者，也是协助早期台湾尖端军武研发的主要外国友人。
博格曼遗照至今仍高悬于中科院图书馆，因未附带任何文字说明，现今新进人员恐已鲜少人得知照片里这位老外是何方神圣了。
战争与和平，核弹与核能
蒋介石、博格曼两天内先后去世，但是，国府在以色列协助之下，在台湾遗留的核武科技与尖端军武研制能力，却在这座岛屿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唐君铂和李国鼎（曾任国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取得共识，设立了“创新工业技术移转公司”，及工业技术研究院，将中科院若干尖端科技转移为民间及商业用途，为台湾社会创造了兆亿元产值的产业，日后并且泽及大陆。
蒋介石、博格曼相继亡故之后，国府原子弹研制工作却遭逢了戏剧性的变化。1975年，台湾“十大工程”项目之一的“第一核能发电厂”装机完成，在此同时，中科院核能研究所燃料再处理之钸分离先导工厂也已完成试运转。值得注意的是，“桃园计划”的核子反应器，较之以色列狄蒙纳（Dimona）核反应器的功率大一倍。据国际估测，以色列目前约有核弹150枚左右。如果台湾的“桃园计划”核反应器未被美国人拆除，运转至今，则国府军火库中核弹数量应在300枚以上。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况且，中科院核研所同时具备了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器的能力。假如台湾的“核能二厂”采取自行兴建的方式，“核能二厂”又具备“新新计划”燃料再处理的能力，国府核武力量更将持续发展，核弹产制数量达到千枚，也将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台湾假使拥有数目庞大的核武器，一旦岛内政情不稳，势必对两岸关系造成极为难测的影响，后果不堪想象。
无所不在的CIA的渗透
既然有以色列从旁协助，国府核武计划为何在差一步就到位的最后时刻，灰飞烟灭，化为乌有了呢？归结而言，还是因为美国横加干预的缘故。美国对台湾当局核武计划的对策，按时期先后，可区分为最初的“暗助”，之后的“暗阻”，到最后的“明阻”三个阶段。但是，无论是哪一阶段，美国对台湾核计划的进程，始终了然于心。
1964年10月大陆试爆原子弹成功，由于此时正值冷战最严峻的阶段，美国当局非常忌惮中共成为核子俱乐部成员，故而对国府秘密发展核武，最初是抱持“暗助”的态度。接受国府派遣科技军官，到美国田纳西大学等学府进修，就是明显的例证。初期美国的态度似有任令台湾发展核武，让台湾制衡大陆的意味，目的在使两岸中国人相互抵消。虽然是“暗助”，美国对台湾核武发展的进程，却丝毫不含糊，一切尽在中央情报局的掌控之中。
1964年夏天，国府甄选的第一批科技军官，准备让他们赴美国进修，可是，当局发现大部份科技军官语文能力不行，无法通过美国检测非英语系国家留学生的语文考试，所以，军方下令这些科技军官趁公余之暇，到台北市徐州路的“语言训练中心”补习英文，俾能顺利通过语文能力考试。
参加“语言训练中心”训练课程，要先填写许多报名表件，当年的表格数据详细询问包括年籍、出身、学历、亲属状况、供职单位、专长技术…等各种细节，这些表格数据最后全部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存留了一份备份。换言之，国府甄选的科技军官的背景资料，美方均已全部存盘，了如指掌。中情局尽可根据档案，分析该吸收哪些军官为中情局效犬马之劳。中科院一位资深官员表示，他当年被送出国时，也曾到“语言训练中心”加强英文。那时“语言训练中心”当家的是Director Wu，台湾省人。这位资深官员表示，在“语言训练中心”报名时，的确规定他们填写好多细腻繁琐的表格。等这些科技军官到了美国深造，美国当局在自己地盘上，自可轻而易举下手吸收“细胞”，为其驰驱。
张宪义是最典型的个案。张某中正理工学院26期物理系毕业，1967年被派赴中科院筹备处工作，1969年被选派到美国田纳西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按：国府派赴美国进修的科技军官，绝大部份被送到田纳西大学，攻读核物理、化学、电子、机械等与核武研发相关之学程），1976年返台，1984年升任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官拜上校。据信，张宪义应系于美国就读田纳西大学时期，被中情局吸收为间谍。但是，张宪义绝非惟一的中情局潜伏间谍，早在他之前，中科院就已经被中情局渗透。
据悉，张宪义隐蔽中科院期间，为人貌似谦和忠谨，与中科院计划处处长刘元发，公余之暇，时常在一块下围棋，张宪义是围棋高手，张、刘二人棋逢对手，均有“初段”水平，孰知张宪义本人是一位心思极端细密的“死间”。张宪义藉下棋机会，之所以经常与刘元发聚会接近，谅因刘元发多次前往以色列参访核基地，唐君铂对刘氏信任有加，时常命刘元发参与密笏，所知中科院内部机密，当比张宪义更为权威。张宪义悄然失踪，在中科院例会中，引起不小风波。
不祥之兆与自断筋脉
1976年8月29日，中情局重施故技透过美国《华盛顿邮报》释放有关台湾“正秘密处理可用于制造核弹之铀燃料”讯息，同年9月24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台湾对核子的新承诺〉的社论，这一连串的新闻报道，为以色列协助中科院执行的核武计划（即“桃园计划”）带来了致命性的警讯。
斯时，美国已与北京洽商“关系正常化”（建交）多年，台美关系长期处于脆弱状态。台北方面似乎察觉情势严峻。
唐君铂自恃有蒋介石父子钦命，及以色列技术支持当“靠山”，曾多次峻拒美国官员要求进入中科院“查看”。但是，这一回，不仅唐君铂难以招架，就是蒋经国也必须作出妥协的准备。因为，华府显已改变先前“暗助”、“暗阻”政策，转为“明阻”，来势汹汹，直逼台湾当局。国府如不放弃核武计划，美国不仅将禁运核能电厂相关设施及燃料，更危及极端脆弱的台美关系。台湾甫历经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国府对核能发电的需求更为殷切，蒋经国与唐君铂商议后决定，允诺美方拆除中科院核研所钸先导工厂，条件交换“第一核能发电厂”如期运转发电。
1977年1月27日，台北《中央通讯社》在一份电讯中，发表了蒋经国（时为行政院长）的一段谈话，蒋谈话大意指出：美国卡特总统有关分阶段销毁核子武器的主张，值得我们热烈支持。蒋经国指出：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原子能的和平使用；虽然我们具备发展核子武器的能力，但是我们绝不从事核子武器的制造。此一严正立场为世人所周知。我们今后仍将竭尽一切力量与美国充分合作，以防止核子武器的扩散。
卡特总统就任前后曾多次表示，美国将尽力防止核子武器的扩散，并停止全球各地的核子试爆，最后目标是要消除现有的核子武器。
CIA人员冲进中科院“桃园计划”毁于一旦
1977年春某日，美国卡特总统正式就任之后，中科院同仁最不乐意见到的场面终于降临！一个由核武技术专家组成的工作小组，从美国抵达台北，他们由美国驻台北大使馆领事李文(按：此人主管情报，之后他调往香港，从事对大陆之情报搜集)领衔，乘坐美国大使馆大型座车，浩浩荡荡进入中科院大门。他们也是中科院创办以来，第一批被准许进入该院的美国官员。几乎与美国官员同时抵达的，还有参谋总长宋长志。宋上将是当天国府最高层级官员，奉蒋经国之命，代表台北当局，会同美方人员到中科院巡察，目的在拆除美方认定“有疑虑”的核设施。
一位中科院资深官员回忆，中科院核研所同仁在唐君铂的指示下，将钸先导工厂的设施拆除。美方人员并在核反应器的两旁，架设国际原子能总署专用的摄影监视器，防止中科院人员再启动相关设备。这位官员感慨回忆：“同仁历经十余年的辛劳努力，瞬间全部化为乌有，在场不少同仁眼中涌现泪光……。”据中科院资深官员回忆，美国官员确认中科院人员已完全拆除钸先导工厂相关机械仪器后，即行驱车离去。当天晚上，参谋总长宋长志曾经再度驱车来到中科院视察，目的在确认拆除设施未被启动复原，宋长志院内巡视半小时后离去，回台北向蒋经国复命。
经此巨变，蒋经国密令唐君铂，将中科院核研所人员全部留任，完整保留研究实力。蒋经国并多次对外籍记者表示，国府虽然具备研制核武的能力，但不会研制核武器。
蒋经国为了迎合“友邦”总统卡特的人权与禁止核扩散政策，忍痛拆除了经营近20年的研制核武设备（即所谓的“桃园计划”相关设施），蒋介石的梦想和博格曼的擘画，悉数付之东流。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这仍无法改变卡特当局与北京建交的决心。1978年12月，卡特宣布与台湾断交。据中科院资深官员回忆，蒋经国为了稳定民心士气，决心把中科院多年蓄积的科技实力，开放给党、政、军、学术、及各界民众参观了解，并且开始有计划地将军事规格的精密加工技术，逐步开放予民间电子、光电、信息等产业，为台湾的产业升级和进入高科技领域，奠定深厚良好基础。蒋经国这项明智的决定，更为台湾经济奇迹注入强力活化剂。
换言之，蒋介石的原子弹之梦，博格曼的苦心擘画，固然化为乌有，但是他们在中科院播下的种子，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核武周边技术转化成为民间产业升级的关键技术，为台湾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惟独这段史实在台湾“去蒋化”的浪潮中，被刻意淹没，导致今之世人无从知晓。
据中科院资深官员回想，长期服务台湾“外贸发展协会”的武冠雄，在与中科院院长唐君铂面谈时，两人谈及中科院电子研究水平，较诸台湾公民营机构领先20年。一位螺丝钉制造公司的负责人写信给中科院，在承接中科院订单之前，从来不知道有“军用规格”这回事。
尽管发生了1977年春天灾难性的“桃园计划”设施拆除事件，蒋经国并曾公开申明国府虽具备核武研制能力，但不会研制核武器。据了解，拆除事件之后，中科院核研所的科技专家照旧保持原有编制，未遣散一兵一卒，以期保持蒋经国所谓的“核武研制能力”，因此，中科院核武研究工作并未就此中止或废置。唐君铂衔蒋经国密令，继续保持中科院之正常运作。
这是最后的斗争
遭逢空前挫折，中科院仍意图从不同途径，接续从事核武研究工作。唐君铂任命核能研究所雷射组组长马英俊外派德国。马英俊赴德目的，是要搜集与学习同位素分离法提炼核武原料之技术数据。马英俊德国之行，自然引起美国当局高度关切，加之美方对中科院研发实力，已有充份认识，得知马英俊德国之行的目的，更有芒刺在背之感。马英俊博士留学德国期间，已娶德国女士为妻，马博士亦归化德国籍，美国对他无可如何，但却为国府这项派遣行动埋下悲剧性的伏笔。
致命一击 全面停摆
蒋经国吐血而死，马英俊离奇亡故。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988年元月，中科院核研所副所长张宪义上校，携带国府发展核武的多项资料，在中情局掩护之下，突自台湾消失，叛逃美国。中情局官员为张宪义在华府召开了一项秘密听证会，张某在会上如数家珍道出台湾发展核武之历程。听证会召开六天之后，亦即1988年元月15日，美国官员再次会同国际原子能总署人员，驰赴台湾突击检查中科院核能研究所，拆除了包括重水式反应炉等多项研究设施，又带走了大批仪器设备。这是国府自1963年在台湾展开核武计划以来，最致命性的一次打击。更诡异而引人遐思的是，1988年元月13日，蒋经国于“七海寓所”吐血暴卒，经国先生是否因得知张宪义叛逃，携走重要档案，背叛国家，出席听证会，指控国府密制核弹，闻讯气愤而死？目前已无从查证。
张宪义叛逃赴美，蒋经国吐血暴卒，离奇事件接二连三爆发，最后甚至连德国也传来惊人讯息。早先衔命到德国搜集同位素分离法技术资料的马英俊，竟然在德国离奇亡故，更引发神秘恐怖之联想。
蒋氏父子的核子强国梦，在两蒋相继亡故，离奇事件接踵而至的情况下，悄悄走进历史，化作泡影。
唐君铂于1982年底，自中科院院长任上退休，1999年2月14日，因心肺衰竭病逝台北，享寿90岁。
唐氏去世后迄今，仍偶见传媒报道台湾重起炉灶秘密研制核武之传闻，但均为台湾当局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