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时期《伦敦新闻画报》的中国报道
1928年6月4日上午9点（专列被炸之后三个半小时）的场景：奉天的救火队在对张作霖的专列残骸进行抢救
上海某著名政客的全家在上海跑马场
用毛竹、棕榈叶和竹垫搭建的巡回剧院
西方视角下的民国记忆
自从首辑三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于2014年4月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和媒体给予了好评。日前，第二辑四卷本《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民国1926-1949》也已付梓出版。
跟首辑三卷本比较，第二辑四卷本无论在内容、版式和风格上都有了较大的区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首辑三卷本中的插图全都是雕印版画，而第二辑四卷本中的插图则几乎全都是照片，只有少数彩色图画或速写作为点缀。
第二辑四卷本通过近3000张珍贵照片、100万文字以及特约记者的现场报道，记录了军阀政治、社会事件、百姓生活、民风民俗，以及艰苦的抗日战争，通过西方视角、他人眼睛，呈现不一样的记忆，被称为关于民国最完整、最系统的海外图文报道史料。
众所周知，赫伯特·英格拉姆在创办《伦敦新闻画报》和使这个以图像来报道新闻的周报在早期大获成功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聘请了当时最好的编辑和画家，而后者又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雕版木刻技术。
回顾英格拉姆家族执掌《伦敦新闻画报》的头一个世纪，我们仿佛是在读一本浓缩的图像印刷技术的发展史。在英格拉姆家族三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之下，这本杂志虽然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但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用图像来报道新闻的平面媒体。
19世纪中，《伦敦新闻画报》曾聘请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画家为特派记者，派遣他们渡洋跨海，去世界各地进行采访报道。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画家具有处乱不惊、驾驭大场面的战地写生这一独门绝技。20世纪的新闻报道主要改用很容易掌握的便携式相机，这一事实也使得该报社改变了聘用特派记者的策略。报社除了留有少数专业摄影师专门负责报道英国王室的日常活动和其他各国元首来英国访问的外交活动外，海外的新闻摄影一般都由文字记者兼任。在很多情况下，报社也会临时聘任一些正好在华活动的著名专业人士作为特约记者来进行一些专题的深度报道。
民国时期《伦敦新闻画报》中国报道的重头戏还是在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有众多不知名的记者和通讯员从中国各地发出了报道，并且拍摄了照片，记录了抗战现场的刀光剑影，为中国人保存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这些报道中，有两位记者的名字曾经被多次提及，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专门介绍一下。
1931年东北沈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伦敦新闻画报》迅即做出了反应，从9月26日那一期开始就有对东北中日冲突局势发展的一系列报道，当然也发了一系列相关的照片。在1932年1月9日的那一期报道中，编辑点出了在现场那位特约记者的名字——著名的摄影师兼探险家沃尔特·博斯哈德。
1937年8月至12月的上海中日淞沪战争是《伦敦新闻画报》关于抗战报道发稿最集中和照片内容最丰富的时期，但是报道中并没有透露究竟是谁写了这些报道和拍摄了这么多的照片。直到淞沪战争即将结束时，我们才在一个讣告中看到了这位记者的名字：“在观察南渡之战时被流弹击中的《每日电讯》特约记者：彭布罗克·斯蒂芬斯先生在上海一座摩天大楼的楼顶。”
纵观本书所包含的520篇抗日报道和两千多张相关的照片，可以看出它们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史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以及新闻报道的中立性和客观性。
最后我想解释的是，虽然本书所包含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读性和史料价值，但它只是外国人对于在中国所发生事件的新闻报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教科书。它既无周密的谋篇布局，也无丝丝入扣的起承转合。换言之，它只是遗失在西方的一堆中国历史的碎片。读者如果对它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值，读后难免会感到失望。
